“中国先生”傅高义：我的著作就像一张照片

film2003

作者：中国科学报
作者 |温新红

12月20日，美国学者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学界纷纷纪念这位对东亚问题有独特见解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学者。傅高义曾两度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精通中文和日语，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韩事务都精通的学者。

1958年，28岁的傅高义第一次到日本东京做学术田野工作，在东京市郊真间町（学名M町）进行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他关注到，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的工薪雇员家庭是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和传统的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是一个其他人没有写过的主题，傅高义决定将此作为著作的重点。这就是他的成名作《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2013年出版的第三版去掉了副标题，名为《日本新中产阶级》）。书中揭示了日本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社会图景，被称为“在日本民族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

本书也是傅高义社会学领域的转型之作。此后，他涉足日本和中国研究，并将视野扩展到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

1975年，傅高义接受邀请，再次去日本采访，日本惊人的成就使他“大为惊异”，第一次对美国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出版，立刻引发美国和日本学界和政商界强烈关注并产生重要影响。

10多年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该书遭到质疑。傅高义表示，不要只读取书名，他说的“日本第一”，意指日本的社会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十分成功，所以日本堪称第一。

2000年《日本还是第一吗》出版，傅高义回答了来自美国、日本及东亚社会和学界的反响，包括致敬和质疑。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让傅高义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而更多的中国读者则是通过《邓小平时代》一书认识了他。

事实上，在哈佛大学有着“中国先生”称号的傅高义，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写作持续了40年，对中国的政情、舆情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有深入的了解。

1963年，出版《日本新中产阶级》当年，傅高义动身前往中国香港，研究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1969年，他完成了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1987年，他应邀到广东，用近七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广东省的14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70多个县，拜访了30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

南京大学教授、《日本新中产阶级》译者之一周晓虹说，这两本书“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对广东改革开放的研究，促使傅高义将对中国的关注逐渐集中到这一伟大实践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身上。这时傅高义已年逾七旬。

2011年9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傅高义倾十年之力完成的著作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甫一问世就广受关注，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国风云变化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景式描述”，这部60余万字的《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的一生和业绩做了详尽的描述与刻画。

傅高义曾说：“我的著作就像一个国家在某一时刻的一张照片。”但人们对他称赞有加，“傅高义不但一再显示出把握席卷亚洲的主流趋势的能力，而且能够以激发大多数读者想象力的方式刻画并反映这些趋势”。

周晓虹和傅高义有过多次交往，结下深厚友谊，他认为傅高义所有的研究主题都可以归于一句话：东亚的现代化。即使有关于邓小平和韩国总统朴正熙的两部人物传记，其主题也都是围绕中韩这两个传统相同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展开的。

地狱般的入学考试

作者 |傅高义

没有什么单个事件——或许除婚姻之外——能够像入学考试那样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包括婚姻在内——需要如此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

由于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入学考试来筛选掉大部分申请者，同时这些考试向所有人开放，所以竞争非常激烈。对M町的居民而言，通过考试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就好像让骆驼穿过针眼那么困难。

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正常的孩子们学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日本的教育者们谈及日本教育体系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教育系统要求孩子们为了考出好成绩，牺牲他们的愉快、牺牲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性。

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组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日本人通常把入学考试叫做“考试地狱”。

M町的年轻人之所以甘心忍受这一类的折磨，是因为他一旦成功，就能够加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终生前景无忧。

尽管这对于参与者是个悲剧，但考试系统的运作还是自有逻辑。由于公司对年轻人的未来有所承诺，也由于当下日本商界存在的激烈竞争，公司必须仔细地选择有非凡前景与能力的年轻人。

大公司招人的数字如此庞大，公司官员的私人社会关系如此复杂，以个人的判断标准作为基础来选择申请者是不可能的。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一个较为普适性的判断标准的价值和便利性。

日本社会对哪些大学最为出色有高度的共识，因此，这些公司也认为，在选择雇员时，候选者所就读的大学和他们的入职考试成绩同样甚至更加重要。不只大学的相对地位，甚至它的生活方式，都日积月累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

入学考试的影响力如此巨大，想要谋求一份好工作绝不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对保障的追求也是原因之一。

成年人已经在人生中经历种种变故，而现在都市里已经家有儿女的父母在年轻时也都曾经历寻找稳定工作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寻求安全感的心态。

就像是土地被视为家庭代代相传的未来保障那样，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也提供了长期的保障，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

现在，日本社会为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如电器行业、广告行业、娱乐行业和对外贸易等等。

在这些领域，新的小公司可以提供比大机构更高的薪水，但绝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冒失去保障的风险，但对那些没有通过名牌大学入学考试的人可能就另当别论了。

尽管名牌大学的学生自然向往任职于最好的机构，但实际上他们毕业后进入的公司和政府机构间的阶层地位差异并不显著，在公司里所取得的成就差异空间同样也不明显。

在很大程度上，在公司里获得的晋升只取决于进入公司的时间。相对于技术和能力，在决定级别和工资时资历依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以M町居民的观点来说，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不仅先在地取决于他的出身，也取决于他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时机。

据统计，日本是世界上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年段则呈下降趋势。

这一数据毫无疑问与年轻人在人生中的这一短暂时期所承受的获得社会地位的压力如此巨大有着密切关系。在大学阶段获得入场券，为自己的未来寻求一个好的开端，无论成败与否，都被视为未来命运已定。

因此，即使是最具天赋的孩子，也被失败或是对失败的恐惧深深困扰。

（节选自《日本新中产阶级》，有删减）

《中国科学报》 (2020-12-24 第6版 读书)
编辑 | 赵路
排版 | 志海